以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为学术中心的学派应为儒家，其创始人应为孔子。孔子死后，儒又分为八派，以孟子一派为继承孔子学说的正统。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后，儒家学说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。在整个封建社会里，儒家学说经历了四个阶段：

　　其一、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原始儒学；

　　其二、两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神学化儒学；

　　其三、宋明时期以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为代表的理化儒学；

　　其四、近代衰落阶段的儒学。

　　由于儒学在中国的历史上经历的时间长，加之又占主导地位，因此儒家学说实际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的主体。历代统治者都把儒家思想贯穿于国家治理中，具体便是以“仁、义、理、智、信”为主题对人民实施教化。而我们现代对此应理解为：

　　仁：则为上对下要有包容之心，施以仁义关怀；而人与人之间也要相互有关心包容之心，表现出胸怀大度；

　　义：与上对下则教育人民要坚守正道、正义；而人与人之间相处也应讲道义，相互不得违背；

　　礼：则上对下讲，应当规范对人民的教育，使得人民讲文明懂礼貌，遵纪守法。而人与人之间相处更应该讲情顺理，讲文明懂礼貌，不得相互鄙视，言行举止不文明；

　　智：上则对下要广泛开发教育，启蒙其智慧，要用其人们的智慧去建设国家，开发经济，实现国家富强，人民富裕。而人与人间交往更是应当用其智，以其智慧而去创造并赢得人生的美好的事业和生活；

　　信：以上对下来讲，上行下效，上对下一定要讲诚信，凡是施政都要以民生为要，只有取信于民，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，国家建设才能发展，人民才能和谐。而人与人之间相处相交重要一点就是要讲诚信，以诚信为本，只有相互讲诚信，人们相处相交才能和谐，不会产生社会矛盾。

　　由此可见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不仅在封建社会作为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主体思想，而就现代管理国家、规范人们行为及人与人之间相互交往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。

　　谢谢邀请！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是儒家思想三纲五常中的“五常”，总的说来是儒家要求人们严格遵守的五种封建行为准则，要求人们不可违背天道、常理。“仁”指仁爱或仁慈、慈善；“义”指道义、正义。“仁”和“义”是五常中的首要行为准则，儒家思想把它们归纳为天道常理，要求人们为了追求这个天道常理，必要时，要舍生取义，杀身成仁，两千多年来，孟子的舍生取义，孔子的杀身成仁一直在束缚人们的思想，不少仁义志士为此而献身。“礼”指人们言行中的各种礼节、礼仪。旧时代对于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礼节规定，如君臣礼节、礼仪，那是非常严格的，平民有平民的礼节、礼仪，这里面也有不少讲究的；“智”指智慧、见识这是对于人的能力方面的要求；“信”指诚信。这是从做人最低的方面的要求，这是做人最低的立足根本。这五个方面两千多年来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标准，大都是要求人们自觉来约束自己的，均在法律条文之外，少数在法律条文之内。历史发展到今天，人们还是自觉遵守的，不过，当今还有其它的一些新的行为准则，放在一起也是相辅相成的。

　　仁者爱人礼义知，

　　聪明睿智信守时。

　　慨然一诺千金重，

　　尊老爱幼弱不欺。

　　古代“仁义礼智信”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区别

　　“仁义礼智信”是中华传统文化理念，影响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定型，这无疑是充满了正能量。但不可否认，“仁义礼智信”只有在具体时代背景里，与时代主流政治相结合，才有实际意义。

　　封建社会的“仁义礼智信”是为王权服务的，是为一些或家族或财阀或军阀等服务的，根本不可能存在孔子所描述的纯粹的“仁义礼智信”。

　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当然充分吸收了“仁义礼智信”的传统文化养份，但要比传统的文化深刻得多，广泛得多，真实多多。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，人民才能真正家作主。劳动大众从“仁义礼智信”的配角，提升为主角。在社会主义政治、法治、文化、经济等多重保护下，劳动大众的“仁义礼智信”自己作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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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中，“”和“”是核心，按照研究《易经》体、相、用的原则，五者之中，“”是体，是核心，“”是用，也就是“仁”的功能，“”是相，也就是“智”在发挥作用的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相貌。

　　“仁”体现的是万物之间无差别的一面，什么叫无差别呢？也就是彼此之间没有相对性，比如长和短，胖和瘦，轻和重，大和小，等等等等，这就叫相对性。无差别就是没有相对性，万物呈现出“浑然一体”的相貌，就好像一把大火把什么都烧没了，彼此之间没有了任何差别。

　　无差别性也就是万物的共性，万物的共性具体指什么呢？经典里有个说法，叫做“缘起”，这就是万物的共性。什么叫“缘起”？通俗的说，“缘起”就是说万物皆由不同的因素组合而成，这些不同的因素，分别又由其它不同的因素组成，没任何例外，可以一直分下去。

　　分到最后就会发现，什么也没剩下，这个就叫做“空”，所谓“缘起性空”讲的就是这个道理，这不是某个人推理或想象出来的，而是由古圣先贤亲身验证出来的，不是可能性，而是最终的结果，只不过圣人用的不是科学仪器，而是自己的智慧，这就是“仁”和“智”之间的关系了。

　　这个“智”，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智慧，我们这个智慧是无法去验证“仁”的道理的，如果把“仁”比作一件瓷器的话，那么“智”就是金刚钻，这样才匹配。而我们通常所说的那个智慧，顶多算是木质钻，在土块上钻个洞还可以，钻瓷器就差太远了。

　　所以真的想证到“仁”的境界，您非得先修“智”不可，所谓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真想搞事情，没有趁手的家伙是行不通的，家伙趁手了，一物降一物，准能把事搞成。《大学》里面的“知、止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得”，还有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，都是在“利其器”。

　　把“智”给练成了，它就有了力量，不象我们现在这样，智慧就象是一群纪律涣散的残兵败将，没什么战斗力，只能搞一些小目标，但凡是个像样的目标都搞不定，到那时不一样了，那就是一支作风优良，装备精良，战斗力一流的精兵强将，这时候再去观察万物的共性，就能当下见到。

　　“仁”就等于是万物的本来面目，“智”则是已经求证到了这个本来面目，那么一个人证到了，还有无数人没有证到怎么办？他们还在被名类繁多的事物表象搞的晕头转向，内心充满了烦恼，生活完全没有条理，就象是一群无头苍蝇一样，在众多虚幻的目标中撞来撞去，怎么办？

　　这就象是一条河，河这边是我们普通大众，每天都在盲目中度过，河的那边，则是已经证到万物真相的人，它们不再被各种虚幻的假象所迷惑，内心安逸而快乐。这时候，我们就非常需要他们来帮助我们渡过这条河，而他们也非常乐意来帮我们，这样一来，各种渡河方法就出来了。

　　每个人具体的情况不一样，所以就需要相应的渡河方法，这个就叫“义”，古人讲“义者，宜也！”也就是合适、适宜的意思，“礼”则是找到合适的方法后，现把它很好的表现出来。举个例子，比如一个人饿了，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，就是找到食物吃，这个是“义”，相对应的方法，而“礼”则是吃相不要太难看，要表现的优雅一些，否则就会影响到别人的食欲。

　　“信”是指征候，也就是消息，很多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它需要分成不同的阶段，把大目标分成不同的小目标，一步一步的来逐渐完成，“信”就是走完每个阶段以后所出现的必然反应，不管把目标分成几步，每一步走完，必须出现相应的结果，这个叫“信”，否则就是瞎忙活。

　　这样一解释，我们就明白了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含义，由此我们也知道了求“仁”之难，读《论语》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，有很多人向孔子问“仁”，孔子都没有正面回答过，也从来没有承许过谁真正到了“仁”的境界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“仁”真的很难证到。

　　首先每个人心里这个“我”就很难摆平，总认为“我”非同一般，认为别人都不如“我”，这样一来，你一个“我”，我一个“我”，无数个“我”天天打架，整个平等无差别的局面就被打破了，大家都抱着一个“‘’”的心态，怎么可能会得到老夫子的认可呢？

　　总之，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不仅仅是一些概念，它们各有自己的问题要解决，“仁”要解决的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主观积习，告诉我们万法平等，直接给出答案，而“智”则是得到这个答案的功能保障，“义”给我们提供最佳方案，“礼”约定了互不干扰的实施形式，而“信”则保证了每个阶段都不会偏离目标，使我们能够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这样我们才能最终成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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